NHK攝影紀錄片:尋找長崎原爆倖存男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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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看到一位大概10歲的男孩,他背上帶上一位嬰兒。那段日子我們常常看到日本小童揹起弟弟或妹妹玩耍,但這位男孩卻顯然不同。我可以看到他為了很嚴肅的原因來到這裡。他腳上沒有穿鞋子,他的面部堅定,嬰兒小小的頭部因睡著了而向後傾倒。」

「男孩原地站着5至10分鐘,穿着白色面罩的人們走近,開始默然地解去他身上繫住嬰兒的繩帶,那一刻我才發現嬰兒早就死去。人們捧着嬰兒的手腳,把他放在火上。男孩站着沒有絲毫移動,凝視火焰,火光將他臉上映照得滿臉通紅。他用力咬着下唇,直至後來出血。火焰就像落日一樣下沉熄滅。男孩一聲不響轉身離去。」美軍攝影師 #JoeODonnell (1922-2007)後來回憶道。

今年1月,筆者到訪日本 #長崎原爆資料館 ,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,不是原子彈爆炸後頹垣敗瓦或是屍橫遍野的畫面,而是一位身型矮細瘦弱的小男孩,把年紀更少的弟弟緊緊縛在背上的照片,可惜除了註明拍攝者為O'Donnell的名字,再找不到更多資料。

最近,日本 #NHK電視台 播出了這張照片拍攝特輯,NHK長崎分社從3年前開始,以近乎不可思議的堅持,用抽絲剝繭的手段,對相中男孩身份進行深入調查,揭示出照片背後段段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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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在執行任務時拍攝

攝影師Joe O’Donnell 沒有為照片留下任何線索,可以讓人得悉他遇到男孩時間和地點。任職美軍海軍中士及攝影師的O’Donnell,在長崎投下原子彈大概1個月後,隨佔領部隊登陸 #九州 ,紀錄戰後的狀況。

NHK團隊,先從 #美國國家檔案庫 (National Archive)找到美軍於1939年在九州北部拍攝的4000張照片,他們將照片交給對美國佔領日本時期政策專家、長崎大學助理教授 #RodomirCompel 觀看。

Compel指出,這批照片「有許多都是拍攝被美軍擊落的日本戰艦,和美軍士兵研究日軍武器的畫面。」駐軍的任務是維持佔領地區和平,監察日本有沒有依照承諾解除武裝。紀錄日軍的軍事資源,也是O’Donnell部隊的任務,其中有127張照片有他的署名,大部分在福岡和佐世保市拍攝。

另一位長崎原爆紀念館的研者員稱, #長崎市 位於九州南部,原不在O’Donnell拍攝範圍內,因此O’Donnell很大機會是在沒有執勤的日子拍攝這張照片。團隊分析,檔案庫裡O’Donnell遞交照片的拍攝日期,發覺他從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間,大概花了半年時間在日本執行任務,其中某些日子他沒有發照片,男孩照片很有可能是他利用這些日子前往長崎拍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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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爆後認不出父親

NHK訪問了多位原爆倖存者的故事。一位老太太流淚說,當時看到人們被爆炸燒成身體焦黑。死去的人太多,她不得不踏過屍體前進,仍記得踏上屍骸手腳斷裂的聲音。

另一位事發時仍是孩子的老先生憶述,原爆時自己幸運地在躲在防空洞裡避過一劫,其後他聽到洞口有人呼叫他的名字,他看到一位全身焦黑的人站在,已分不清楚是男是女,那人擁抱他,並對他說:「太好了,你安然無恙。」後來他才知道那是自己父親,原來父親到附近工廠工作,在災難後馬上趕回來看他。

不久後,父親對他說:「好口渴」,他倒了杯水給父親喝,父親在喝完水之後大喊一聲:「日本天皇萬歲!」然後就倒斃於地上。老先生說自己整個家庭也在原爆中死去,不知道要到哪裡找食物,不知道可在哪裡居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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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袋名字證明照片左右調轉

2019年6月,NHK團隊再找到新的線索,在原爆紀念館研究檔案庫超過10年的人員 #MatsuoTakashi 發現,只要仔細觀照片,便可以看在男孩口袋上有縫上名字。雖然不可清晰地看到寫了甚麼,但這是相當重要的細節,因為那時候兒童需要把名字繡左胸,要是有甚麼事發生的話,都可以從中得知名字,而照片中男孩的名字卻在右邊,「那表示照片必定是左右調轉了。」

團隊把照片左右調轉後,發現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男孩旁邊標示石柱上的字跡,這或有助他們尋找照片的拍攝地點。日本聖泉大學漢字專家 #KonnoShinji 教授分析指,石柱上的字跡有可能是個「 #縣 」字。NHK向當局查詢,獲得回覆指,儘管沒有詳盡的紀錄,但在政府機構和建築物都有這樣的標示石柱。

NHK的美術部依據同一時期拍攝的其他照片,謹慎地為黑白相片上色,發現男孩眼白位置有一個帶有灰色的東西。團隊就此訪問具40年經驗、臨床血液科醫生 #SaitoOsamu ,他放大照片,發現在男孩右鼻孔上有一個類似塞子的物件,那可能代表男孩當時流鼻血不止,是受到高濃度的幅射影響的症狀,他的骨髓或已受到破壞,體內只有較少血小板來幫助止血。

他也認為,男孩眼白位置呈現灰色的部分,可能代表眼睛內出血的情況。兩樣症狀,可推判出,男孩受到幅射感染的程度超過1戈瑞(gray,輻射量度單位)或以上。以此推算,男孩有可能在身處在距離核爆原點1.5公里的範圍內,但也有可能,男孩在原爆時未必身在那個位置,是在之後才走近那個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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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師:沒有影子,是在陰天拍攝

Osamu指,通常鼻血會在一個月後好轉,二個月左右停止,團隊推斷,照片很可能是男孩在核爆兩個月之後拍攝的。他們再比對O’Donnell沒有交相的日期,鎖定了照片應該是在1945年10月中旬或下旬拍攝的。

得悉O’Donnell使用的是 #AnniversarySpeedGraphic型號 4X5 菲林相機,團隊訪問了對相機有認識的「 #日本寫真家協會 」副主席 #松本德彦 (Matsumoto Norihiko),他仔細觀看照片,發覺男孩背後地上沒有強烈的影子,那證明拍攝日子必定是個陰天。

接着,他們訪問長崎本地氣象天文台的檔案庫,查看原爆後數月的天氣紀錄,發現10月中旬或下旬陰天的日子,只有15日、17日或22日,代表男孩照片很有可能在這些日子其中一天拍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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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孩腳前的線路,推斷出拍攝地點為鐵路沿線

NHK團隊又以該部相機的規格及4x5底片,模擬出3D拍攝環境,O'Donnell與男孩的距離大概是1.8米,身後有四層不同高度的原野,他們估計背景的樹大概有20米高,他們注意到男孩腳底的物品,像是電線或者甚麼似的。

電力公司的退休員工稱,一般電線都掛在半空,就算真是電線因維修時暫時放在地上,線路看起來也太過粗大,因此線路不會是電線。佐世保工業高等專門學校幾位學者就指出,地上這些線路是兩條一組扭在一起,很有可能是電話線,或者是火車傳送信號用的線路。

鐵路是當時連接長崎市及周邊地區主要的交通工具,在原爆過後,長崎主線很快就被復修起來,重新投入運作。他們向資深的鐵路員工證實那有機會是火車用的線路,如果屬實,那代表照片就在長崎鐵路沿線拍攝。員工又指,標示石柱也是鐵路旁邊經常見到的物件,男孩前方的石頭,看似是農民用來建起圍牆沒有經過切割過的圓形石頭。

鐵路員工認為,照片的環境有山和稻田,看似是距離長崎約10公里,由 #道ノ尾駅(Michinoo)、#長与駅(Nagayo)、#大草駅(Ōkusa)一帶的地貌。NHK找到了與3D 模疑環境相符的地點,剛好前址正是一個火葬場,相當可能就是相片拍攝的地方。一位在原爆之後住在當地的孤兒說,那時候不少孤兒在火車站依靠乘客的拖捨維生,但相中男孩的命運,沒有人知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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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說O'Donnell的照片,讓他們想起 #高畑勳 執導的動畫「#再見螢火蟲」(台:#螢火蟲之墓)。

這張照片能夠引起人們強烈共鳴的地方,或許是觀眾知道原爆之後的慘況,與男孩姿勢與面上表情形成強烈對比:男孩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,正等待將弟弟進行火化,他強忍自己的傷心與沮喪情緒,雙腳站得筆直,赤著雙腳,緊咬著嘴唇,眼神堅毅望向前方。O’Donnell紀錄了戰後孩子的慘況和戰爭殘酷,同時也記載了日本人在絕望之中堅強的精神。

長崎大學助理教授Rodomir Compel指,O’Donnell的任務儘管是拍攝軍事用途的照片,但後來拍攝日本小孩日常生活的影像卻愈來愈多,他總共拍攝的127張照片中,有15張孩子照片。「他參軍之時,對日本充滿敵意,但來到當地後不難發現,他的照片有可被稱為「#人文主義」(#humanistic)的一面。當然O’Donnell是一位美國人和士兵,但他嘗試比自己身為士兵的職責做到更多,O’Donnell將被攝者視為人,也被他們所吸引。」

O’Donnell日籍妻子Sakai Kimiko表示,丈夫平常不太想憶起在日本的片段:「因為回憶非常痛苦,他說要把這些事忘記,才有辦法繼續生活下去。他也知道,自己的痛苦遠遠不及原爆倖存者所經歷的一切。」直到O’Donnell於2007年逝世,終年85歲。

O'Donnell在2003年7月受訪時說:「作為美國人,走在這原爆之後的城市,我覺得那是一種錯誤。你怎能對他們說:『感謝天,原子彈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,包括美國和日本人』,我認為它沒有拯救到任何東西,殺害了無辜的人,我知道人們不會認同我的說法,但我們殺害了祖父、祖母、小孩,你會感到那是一場沒有意義的屠殺。」

有趣的是,多年後,O'Donnell捲入過多宗冒認著名照片拍攝者事件,有機會我們下次再談。

NHK紀錄片:https://bit.ly/2QTtroq

攝影:Joe O’Donnell/National Archive

撰文: #難分

#戰爭攝影 #二戰 #日本 #長崎 #NHK

#SearchingForTheStandingBoyOfNagasaki

難分

過去幾我都在寫攝影,有時我不清楚自己是攝影人抑或寫作人。後來我想不要緊吧,有時拍照,有時寫作,有時寫攝影或其他,這樣也不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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