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我是比較憂鬱的。我不知道他在做甚麼，我覺得人們正在離開了，他有種逆流而上、繼續下去的感覺。」攝影記者陳朗熹推出攝影集《無以名狀的力量》裏最後一張照片，是一名身披黑紫荊旗幟的抗爭者，在2020年香港元旦遊行中，站在銅鑼灣天橋上迎向遊行隊伍川流不息的人群。

這個畫面沒有很多新聞機構拍到，陳朗熹認為照片正好作為攝影集的結尾，一來代表持續大半年的抗爭運動踏入了新的一年，有啟後和回顧的作用，二來也表達到他個人看法。對於將來，他是十分悲觀的。

用創作回應社會

「我覺得攝影師的本能是回應社會。」他漸漸發現，其他方式的創作會更適合自己，例如2017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，他花大量時間拍攝象徵香港回歸祖國的金紫荊像和相關紀念品，後來推出了《香港美不美？》zine。

他透過作品思考，「一個對於回歸的想像或者假象，如何去打破它？那個雕像和紀念品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？如何影響人們怎樣看香港？」他認為香港較少有這樣的創作，相比起新聞攝影，能更加貼近自己的想法。

「我有攝影的心，但未必是純粹新聞攝影的心，可以是紀實攝影，範疇大少少。」他用手勢比劃所有攝影像一個大圈，新聞攝影只是其中的一塊，「太專注會忘記了其他範疇的攝影。」

那段時間，陳朗熹看很多《無像》、《荒野》等內地出版的攝影zine，吸收裡面題材和拍攝手法。他對中國攝影師張曉十分著迷，也喜歡張克純、游莉，拍攝《American Power》的美國攝影師Mitch Epstein等人。他自言那陣子很流行Alec Soth那種deadpan（無表情）的照片，看起來看似平和冷靜沉悶的景觀、地景和肖像，卻藏着揭露各種社會問題的批判性。

去年3月份，他帶《香港美不美？》去了台灣參與Wonder Foto Day參展，發現台灣觀眾的接受能力比香港高，收費入場的攝影活動也大排長龍，「《香港美不美？》風格很像Martin Parr，觀眾會問『你覺得你自己和Martin Parr的分別是甚麼？我真的很impress。」反之香港觀眾問題多數集中於攝影器材，台灣觀眾一般來說更懂得閱讀攝影。

悶到你眼望我眼的創作《Leisure Land》

過去一兩年，經濟環境轉差，各類型的工作都變得愈來愈少。阿熹說自己不是消費很多的人，可以簡單一餐飲罐汽水就算，有一段時間，他月花$1500元，因為無所事事，每天花至少8小時帶相機到未知的地方拍攝，「那時候真的無事可做，拿來消磨時間，真的好悶，去一個未知的地方拍些照片。」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說：「其實是因為買了部Mamiya 7菲林相機，哈哈哈。」

有次陳朗熹遇到一位獨自在打籃球的小學生，他就下場與那男孩一起射球，一打就是3個小時，他請小朋友飲可樂，對方說，「哥哥你部機咁得意嘅？」他們互相為對方拍攝。有次他遇上人稱「大尾督Jackie」的放風箏達人，用平價紙鳶在高空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，於是又跟達人學放了3個小時風箏，再為他拍照。

「好多時候都是這樣，多數都是一些無聊人，那我就拍攝他們。在那個時空，你眼望我眼。大家都無聊。」拍着拍着，他發現照片中的事物「好像反映到我的狀態。」後來他把這系列照片的叫作《Leisure Land》。

推出攝影集是完成責任

「（拍攝新聞照片）其實是2019年的一個錯配，只是巧合。」經歷過沉澱數年後，他的生活也跟隨這個城市一樣，自去年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去年6月9日，100萬人上街遊行，反對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二讀。「那天本身沒有工作，只想自己紀錄一下，我已很久沒有恆常的新聞操作，突然出來，其實有點不懂得怎樣拍攝。」

那天晚上，有示威者於立法會聚集意圖佔領大樓，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，他覺得事態嚴重，於是問台灣媒體《報導者》是否需要照片發即時新聞，展開了整個運動的長期合作。

相比起其他人手充裕的媒體，陳朗熹往往一人包辦採訪工作。過去一年，由示威者攻入立法會、到中大理大激戰、機場「鄧寇克大行動」、荃灣警員拔槍指向群眾等，他幾乎以一人之力，紀錄了反修例運動大部分重要事件。

對於陳朗熹來說，照片放在社交媒體或印在報紙雜誌上都只是過眼雲煙的碎片，也無法在歷史中留下，他說自己是老派的攝影師，覺得要做展覽或者出攝影集才算完成作品，這也是他今次出書的目的之一，「我將今次運動、歷史嵌入書中，可以留別人的書櫃10年，20年，50年，我不知道，我覺得是完成一個責任。」

設計背後理念

《無以名狀的力量》收錄了93張反修例運動的照片。標題完全沒有提及運動，封面照片也不是一看就明白。他形容自己揀選的照片比較「邊皮」，除了重要事件的大相，他盡量揀選與傳統新聞攝影略為不同的照片，讓攝影集與新聞攝影有種距離感。

新書既保留傳統框架，也加入了他自己的想法。照片大概跟時序排列，硬皮、布面、貼相的封面予人古典感覺，卻採用相集少有的直度設計，有別於平常攝影集照片尺寸統一，新書照片分為三種大小。陳朗熹解釋，直度書可讓排版空間更靈活，相片的節奏不需只依靠相片的強弱和狀態來編排。單張、跨版、出血、靠左、靠右，讓觀眾帶來較多元的視覺變化。

重大事件會放在跨版，也有「鬆郁濛」照片夾雜其中。相片要兼顧敍事完整性和藝術性，也放入了學生人鏈、太子地鐵站被抹去的油跡、地上的血跡、激戰後中大留下的雨傘等痕跡。他尤其鍾情跨版照片，認為不只是尺寸較大而已，照片揭開時給讀者更大的力量。其中一張讓筆者印像最深的照片，排在示威者塗污立法會區徽的歷史性照片之前。

阿熹回憶說：「示威者在外面衝突很久也未能進入大樓，現場的環境非常悶熱，部分示威者不讓拍照，燥動的氣氛中，我全身濕透，接着頓時進入一個有冷氣壯嚴的地方。」鬆郁濛的照片，誠懇地說出他的感受。

如果重來一次，會給自己的忠告

許多人說陳朗熹的照片比較直接和真誠。如果再來一次他會給自己甚麼忠告？「不要那麼懶惰吧。」他指，「我有幾個遺憾，第一個是是太空館的激光。原來那是差不多唯一在整個運動中歡樂（的時刻），直接和抗爭有扣連到。」因為相機沒電提早離開理大，也讓他錯過示威者游繩逃生的一幕，「梗有方法，我應該入去。」

他說自己在現場常常「游魂」，捕捉不到事件最高點的瞬間。除了直接的新聞照片，他也希望發出另一套作品，他試過中片幅菲林相機來拍攝肖像，奈何「影影下放催淚彈」，心力也不足夠他在工作時再去創作。

陳朗熹的照片，年初曾在台灣阿才的店作展覽。解嚴時期後，少數黨和反派經常於此飲酒聚集討論，人們認為那是一個間接促成後來台灣民主進程的「民主聖地」。阿熹覺得這個場地甚至比畫廊展出的意義更大，便欣然答應。雖然「展覽都似霎眼嬌」，但人們能感受和體驗過，把記憶留在腦中。

「我常常覺得台灣人需要知道這件事作為借鑒，歷史一直都是給下一批人看的，不是給自己這批人看的。」

發揮到極致，拍無聲影像

陳朗熹曾在多個訪問中提到，拿起相機就要把它發揮到極致，他說所謂的極致第一是指專業，守好攝影記者的崗位，採訪時不做示威者做的事，多一個人專業的去旁觀和紀錄事實。

他跟一班攝影行家討論過，2020年的照片將會變成怎樣？有年輕的攝影師想像會跟去年差不多，他卻說：「說沒有的了，這些已是最後的，這是歷史，永遠也只是這樣。這是強度最強（的照片）。」當時沒有人相信他的說話。他說做影像的人更加悲觀，像他在書中選擇的相片，不是最激烈的，而是「都是無聲的，連吶喊都無用」的那種畫面。他預計2020年影像，會沒有那麼實在，對較為藝術化的攝影師會比較有利。

他有一個感覺，2020年的抗爭已經退化到，只能守護僅餘的歷史和記憶，這就是攝影記者、記者或記錄者要做的事。「發揮到極致的原因就是，嘗試留下多點線索、符號和打動人心的東西，做記者的攞多啲bite和感動人心的小故事、小人物，就是這樣。現在是對抗記憶的消逝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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