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訪攝影師高仲明：圖片故事作為一種紀實的形式，為弱勢發聲
離開香港的幾天之前，高仲明搬到中環蘇豪區酒店暫住，在區內閒晃拍照，彷彿回到初中時期的歲月。
「從這裡可以看到我從前的居所。」高仲明坐在酒吧裡，呷一口紅酒笑道。沒有太多人知道，這位後來長期關注社會弱勢和貧窮問題的攝影師，成長於香港最富裕的半山區家庭，20歲之前家住羅便臣道，18歲便擁有自己第一部徠卡相機。
他說，那時候通往半山的扶手電梯還未興建。年青時他個憂鬱少年，不太擅長說話，覺得和家人和同學相處不來，每天下課後喜愛拿著Nikon菲林相機，獨自漫無目的地邊走邊拍，一拍就是數個小時。16歲開始便好杯中物，經常喝到爛醉，攝影成為他唯一的出口。
父親離世後，家道中落，自此搬離豪宅區。許多年以後，作為攝影記者的他，一直為弱勢社群發聲，看盡了城市繁華與匱乏，但喜愛攝影、步行和喝酒的習慣依然未有改變。
方勵之遺孀李淑嫻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侯志強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施魅力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施魅力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施魅力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由人像攝影到《港傷》
2013年4月，著名中國天體物理家方勵之猝逝一周年，在《壹週刊》工作的高仲明和同事赴美採訪，當時全球媒體雲集亞利桑那州，希望採訪遺孀李淑嫻，可惜她傷心過度，婉拒所有訪問，連《時代》雜誌、《紐約時報》也不例外。
他和記者每天來到方勵之的墳前等待，一連坐了幾天。後來有輛汽車緩緩經過，車上的都是華人，但沒人下車。過了一天他們便收到電話：「你們是否數天都在守墳？我們見一次面吧。」
吃飯途中，方太黯然掉淚，高和拍擋只好安慰她。方太對他們說：「真的多謝你們拜我丈夫，關心我，聽我說話。我願意接受訪問了。」結果他們做了當時全球獨家訪問。
他們回到任教大學留給方教授的辨公室，黑板上寫滿科學數式，方太在黑板下方的櫃裡收拾東西，站起來的時候，回頭一望，高仲明叫她停下動作，拍下了這一幕。
有一段時期，《壹週刊》「非常人語」欄目照片大都是由他包辦，除了李淑嫻，也拍攝過香港新界鄉事派猛人侯志強站在一排丁屋前面吃粟米，60多歲的男同志施魅力穿紅色婚紗走過中環等畫面。
他覺得拍攝肖像，要捕捉到被訪者的心態，「要理解對方是個怎樣的人，這非常重要。」捕捉到一個眼神，能夠反映那個人的特質。後來，他拍攝香港反修例運動因為警暴受傷人士的作品《港傷》，也延續了這種肖像攝影的想法，照片獲得「Sony世界攝影獎2020（紀實組別）專業組冠軍。」
【港傷：阿仁（化名）／19 歲／學生】2019 年 11 月 2 日 6 時許，防暴警在銅鑼灣波斯富街連環發射催淚彈。彈頭掉到馬路上把瀝青溶掉，陷入路面。其中一個手投式催淚彈落入急救員阿仁的背包和皮肉之間，他條件反射的伸手把催淚彈夾出，結果背脊和左手被嚴重燒傷。經過四小時手術，阿仁背脊上的爛肉被刮清，由大腿的皮膚補上，渾身補丁。（攝影：高仲明，撰文：蔡慧敏）
【港傷：K（化名）／23 歲／飲食業】2019 年 9 月 25 日深夜，太子地鐵站外沒有任何示威活動，只有零星市民在悼念。一隊防暴警察突然衝出，K 走避不及，警棍㪣斷了他右手中指對落、手背的第三節骨，事後需接受駁骨手術。（攝影：高仲明，撰文：蔡慧敏）
【港傷：8964（化名）／18 歲／學生】2019 年 11 月 18 日晚上，香港理工大學內逾千名抗爭者已被警方圍困超過 36 小時。他們嘗試以各種方法逃走，有人潛入坑渠、有人游繩爬出公路，寧願冒生命危險，也不願意被捕 。「8964」選擇了游繩，落地時跌斷了右小腿，脛骨和腓骨同告折斷，在醫院躺了一個月。（攝影：高仲明，撰文：蔡慧敏）
【港傷：裝修佬，23 歲，無業】如果抗爭運動要計算出席率，「裝修佬」肯定是模範生。由 2019 年 6 月 9 日開始，從和理非遊行到勇武裝修，他從不缺席。被捕、被毆、被捉鬼，他一一承受，頭上留下拉鍊般的傷痕。經過理工大學一役，裝修佬索性辭去正職，打算大幹一場，「誰知辭了工，就冇乜聲氣（街頭抗爭便沉靜下來）。」（攝影：高仲明，撰文：蔡慧敏）
【港傷：翁志偉／自由身攝影記者／51 歲】2020 年 1 月 1 日，民間人權陣線再次舉行大型遊行，有 103 萬人參與。下午 5 時，仍有大批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等待出發，街上塞滿「和理非」（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遊行人士），但警方已在灣仔發難。翁志偉當時正在修頓球場，看見滙豐銀行有異動，便衝過去拍攝。他先中了胡椒噴霧，再被胡椒彈連環射中，腿上留下四個血洞。（攝影：高仲明，撰文：蔡慧敏）
【港傷：阿肥（化名）／25 歲／廣告從業員】網民發起「9.29 全球反極權大遊行」，獲全球 65 個城市響應。香港主場的遊行，例牌變成催淚彈放題。下午 5 時許，阿肥在金鐘夏慤道天橋，警方舉起「警告 催淚煙」黑旗和「速離 否則開槍」橙旗，人潮四散。警方從後窮追，並近距離射擊示威者。阿肥感到背脊被重擊了一下。退到天后，才發現上衣被燒穿了，背部留下烙印。（攝影：高仲明，撰文：蔡慧敏）
圖片故事作為紀實的形式
離港前，高仲明的《放逐》攝影展覽開幕，展出他在過去7年拍攝3位露宿者的作品。展場以投映機播放照片，並用不同物料，盡量還原出3位露宿者的居住環境，讓觀眾能設身處地的感受他們的生活。
高仲明是香港最擅長拍攝圖片故事（photo essay）的攝影記者之一。「一張照片可以很有力量，贏到全世界，你看看James Nachtwey 盧旺達大屠殺的經典作品就知道。但一輯相片能夠更加詳細地表達一件事。」
所謂「圖片故事」是一般用約8至20張照片，編排成一個具故事性的敘事方式。透過排版、次序、節奏、起承轉合、照片與照片之間的關連等，更能讓讀者了解故事的整體，比單張照片有更豐富的脈絡和細節。
「你要花許多心力和精神去觀察一件事，把它碎片化，然後將這些不同的碎片重新整合，將整個故事向別人完整的呈現。」
與史密斯一樣好酒、為弱勢發聲
圖片故事可以追溯至上世紀30至70年代，《生活》和《時代》雜誌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際主流刊物，它們以高質素新聞影像來吸引讀者，在二戰前後和電視機興起之前的數十年，是人民了解國際大事的主要途。其中一位高仲明最喜歡的紀實攝影師尤金史密斯（W. Eugene Smith），被認為是將這種報導攝影方式發揚光大的先驅之一。
這個傳統，某程度上在今天香港媒體仍得以承傳，例如《壹週刊》和《東周刊》等紙本雜誌，每期專題故事仍有影像為主的版面，用多張照片的方式報導故事。後來興起的網絡媒體篇幅限制較少，例如《香港01》、《端傳媒》、《立場新聞》等，亦有網上圖輯的形式發布作品。高仲明先後任職周刊和網媒，正好發揮所長。
不難發現，高除了跟偶像史密斯一樣，時時與酒精為伍，多年來作品也是以圖片故事的方式為主，而且也同樣富有人文關懷，為弱勢發聲。史密斯曾經說過：「照片，最多不過是一把細微的聲音，偶爾一張照片或一組照片，能夠引起我們的感觀意識。大部分時間乎視觀者，有時照片能夠喚起足夠的情感，催化一些思想的改變。」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露宿者雄叔的故事
2014年，高仲明無論工作或家庭也面對巨大壓力，無從宣洩，他因為採訪街上塗鴉來到了一條旺角小巷，認識了露宿者雄叔。「那時候我挺厭世的，常常幻想將來自己會是個露宿者，想像自己將來老了會不會變成這樣。」或許同樣處於人生的低位，他覺得與雄叔特別投緣，高仲明開始定期去找雄叔拍照和聊天。
這位曾經吸毒，加入黑社會、兩度入獄，被妻子趕出家門的街友，與露宿者給人的印象很不同，在大廈當清潔工的他，十分愛整潔，會把附近的地方打掃得乾淨。那時候，雄叔已患上末期癌症，即使痛到神志不清，他仍堅拒入院。後來他獲派公屋，但始終住不慣，寧願繼續「瞓街」。
同年11月，病情惡化，高仲明有一天去找他時，已經氣絕。報警之後，他用突發新聞的方式為雄叔拍下遺像，後來在社交媒體聯絡到其家人。雄叔的照片被廣泛流傳，也對他自己影響深遠。
最令他最難忘的是，雄叔家人向他道謝：「我爸爸是個這樣不堪的人，居然在他走之前這一年，有人願意這樣陪他渡過，也幫助他。我相信他已經改變了，我原諒了他，希望他安息吧，我會幫他殮葬的。」
整輯照片拍完了，高仲明問自己：「那我怎麼辦？」彷彿一個可以傾訴的「樹洞」消失了。好一段時間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，接下來感到情緒全面崩潰，這也是他後來患上躁鬱症的原因之一。
高仲明《放逐》展覽（攝影：Nathan）
高仲明《放逐》展覽（攝影：Nathan）
高仲明《放逐》展覽（攝影：Nathan）
天生和弱勢溝通的能力
他認為要和被訪者要有真正交流，「我通常擘頭第一句就是『我是一個攝影記者來的，觀察到你這樣的情況，如果我來拍你，可以嗎？不行也沒所謂的。』我真心關心，他們可以感受得到的，不是敷衍你，不是『狗衝』來拍你幾格，然後就走。」
任職記者的太太阿橙覺得，高仲明有種與生俱來與弱勢溝通的能力。他也自言，也許是因為自己「殺傷力不大，常常在傻笑，說些無聊的傻話，抓抓頭」之類的，從身體語言釋出了善意，能夠進入拍攝對象的世界。
堅信紀實攝影的力量
高仲明曾在《壹週刊》拍攝過一位居於劏房的小女孩，她爸爸患有嚴重精神病，住在精神病院，媽媽是一位中度痙攣和中度弱智的女士，照顧不到女兒，她覺得好苦，沒有人理她。報導刊出之後，竟然有位富人走到雜誌社詢問女孩的下落，表示願意在這幾年間供養她讀書。
另一次在《香港01》拍攝一位中度弱智的兒童，他的媽媽患有腦癌，依然堅持不拿綜緩去打工賺錢，但腦癌已經開始影響工作，她好徬徨無助，不知怎麼辦。故事刊出後，又有人約他到六星級酒店咖啡室，表示願意幫忙：「這半年生活費我全包了。」
「那一次之後，我好堅信，攝影是有力量的。」高仲明說：「我關注和拍攝貧窮問題這麼多年，其實有沒有實質地影響他們呢？我可以肯定跟你說是沒有的。就算我拿1000個獎項，所有相片被博物館收藏，也改變不到這個事實。」
「但那輯相有力量，令到這位小朋友在某階段脫貧，可以好安心食一碗飯，健健康康地成長，讀到書。」小朋友將來會是怎樣，沒有人會不知道，但自己的照片在某一刻某些情況下幫助到某些人，還是讓他動容，「我會繼續拍攝下去，相信幫助到他們，幫得一個得一個。」
這也是攝影記者的責任，「我常常說『太陽之下無新事』，不過人們是善忘的，沒有切膚之痛，看完說一句『真的好慘』或者捐款就完事了。如果沒有一批攝影師，不斷重複訴說世界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觀眾或會在3天之後便將它們遺忘。我覺得我是負責要做這件事的人。」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壹週刊）
一生時間拍攝的題目
高仲明說，他大部分時候是以圖片故事的方式去構想作品的。從前周刊訓練，令他習慣每星期內採訪被訪者兩、三次，他一邊拍攝心裡面一在數11、12張不同角度的照片，便知道完成了圖輯。
每輯圖片故事要有「開版相」（opening）和細節的照片，「opening即是一張較有張力、能吸引到人的照片，可以是畫面好美，構圖好絕、或者整件事的核心，如果你再厲害點，就是將這幾個條件放在一起。」他指唯有透過不斷觀察和拍攝，所能才到故事的核心。
後來一位前輩對他說，香港有許多出色的攝影師，有些甚至不比馬格蘭攝影師差，但為何沒有經典傳世之作呢？或許是因為沒有人花時間拍攝長期計劃，「你這麼喜歡拍攝圖輯，有這方面的天份，但數夠相片便停下來，為何不試試自發地花時間去拍攝 long term project？」
高仲明於是開始拍攝長期計劃，不再去數自己每次拍了多少張照片，他從2014年開始一直拍攝露宿者，至今從未停止，他甚至把這份關注由香港延伸到外國。
2018年，得悉鄰近日本大阪西成區住有數千名露宿者，他決定前往拍攝。不懂日文的他拿著翻譯機，途中遇上一個大叔便向他問路，後來跟當地義工溝通，才發現他就是「當地話事人」協助街友組織的領袖三蒲先生，拍攝了日本的露宿者實況。
未來，希望在台灣以至地方也拍攝這個題目，「我想做一個『人生的project』，以一生人的時間去計算的，不停去關注和紀錄露宿者。」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／香港01）
從「明日之星」變成「廢柴攝影師」
近年，他經常到不同院校和機構分享，也舉辦攝影展和推出攝影集，獲得不少攝影獎項，許多人以為他的攝影生涯一帆風順，「這只是你看到的表面。」事實卻不如是。
年輕時，因為看了電影《神行太保》立志成為新聞攝影記者，他入讀人稱「攝記搖籃」的觀塘職業訓練學校。遇上良師朱國明（朱sir），教他黑房技巧，也讓他看許多攝影書，才知道世上有 W. Eugene Smith、Josef Koudelka和 James Nachtwey 這樣厲害的攝影師，令他大開眼界。
自覺天份不高，於是經常早到學校練習，晚上很晚才離開。朱sir認為他是個可造之材，非常疼錫這位學生。那年他更贏出了「全港學生攝影比賽」總冠軍，2000年，順利加入當夢寐以求的《壹週刊》當攝記。
「一入去就慘了，發現自己不懂攝影，不懂工作，亦不敢跟人溝通。遇到甚麼事也很害怕，口啞啞似的反應不過來，做了三年因為拍得太差，便被辭退了。」雖然很快《東周刊》便聘請了他，但他的攝影依然沒有進步，甚至有行家不留情面地叫他「廢柴攝影師」。他意興闌珊，心灰意冷的他決定辭職。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父親離世沉痛打擊
2003年，辭職後不久，高仲明父親離世。那是他第一個人生最差的時候，由漫無目的到找到志向，再到滿懷期待加入傳媒，再到離開行業，父親離世，他猶如從一個高位掉下來，他終曰飲酒麻醉自己，不久便搬離了羅便臣道。
他離開了傳媒行業一年，接手家族生意，在中港兩邊走，但高仲明很快就發現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。後來，機緣巧合在內地認識到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圖片編輯，他一邊營商，一邊接洽人訪拍攝工作。
拍着拍着，突然間他覺得自己「開了竅」，具體有甚麼改變，他也說不上來，或許是人在失敗之後懂得放鬆了，「我終於識影相了！就是覺得現在構圖都幾靚幾準確。」他說從小到現在都一樣，當拍到一幅自己覺得好的照片便會很開心，是種純粹的快樂。
不久後聽到《東周》請攝影師的消息，有人問他要不要試試，高仲明就答應了。「然後我就大概開始了現在走的方向，影野黑掹掹（拍照拍得黑漆漆的）。」他指，除了照片的曝光偏暗，也拍攝社會底層不見天日的弱勢社群。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《「毫」宅》探討劏房問題
2012年，高仲明憑拍攝劏房問題的作品《「毫」宅》奪得WMA大師獎冠軍。說到香港居住問題，他直罵：「戇鳩！點解一定要咁貴？香港樓價很不合理，這是很不人道的，亦因此衍生許多社會問題。」
2011年，旺角花園街大火造成9死34傷，劏房問題備受關注，幾年前的統計處資料顯示，香港有近20萬人住在劏房。高仲明找社工轉介個案，也來到荃灣、觀塘、大角咀、深水埗等地區，挨家挨戶去拍門尋找受訪者。大部分人也不願受訪，最終拍攝了12個住宅。
那時候，高仲明經過商場，看到一些平面圖覺得非常有趣，「原來floor plan可以看到成件事。」加上一位前輩也提議他，要找另一個視覺去拍攝。他以鳥瞰的角度，配合廣角鏡頭，利用單腳架和快門線，將劏房居民的居住環境一鏡攝下。
他很清楚，這是許多人致富的途徑。不少人每天死慳死抵生活，向所有親戚朋友借錢，為了一筆首期上車，然後在適合的時候放售賺錢。但他認為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，當人們不斷炒賣樓房，推高樓價，「整體的資源就會傾向了一面，那另外一邊就沒有那麼多資源。」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（攝影：高仲明）
高仲明與他的徠卡相機
近年，行家們都會開玩笑，將高仲明和昂貴的Leica相機劃上等號，說這是「大師」的裝備。贏了WMA比賽之後，他真的用獎金買了徠卡相機。用價值不菲的相機拍攝貧窮和弱勢人士不會矛盾嗎？
他對筆者說，從前自己也十分憤世嫉俗，他很記得，有一次去採訪柬埔寨貧民窟兒童醫院，年輕的他充滿衝勁，心想一落飛機便前往貧民窟瘋狂拍攝人民的慘況。但行程第一天，竟然是去到院長的大屋燒烤、喝紅酒，他心裡連聲咒罵，喜怒形於色的他隨後數天都黑口黑面示人。
有一晚，院長語重深長地對他說，「如果你想侍奉當地的人，令到人們抒困，就覺得要跟他過著同一種生活，那你就會變得好痛苦。因為控制不到你的生活，所以你應該跳出來，在工作以外的時間，享受自己人生。」這一番話，對高仲明來說影響好大，至今仍覺得正確。
他笑說，自己喜愛許多名貴玩意，也盡量過好自己的生活，「這樣才可以繼續落去，如果我要好似苦行僧那樣，一早發瘋了，雖然我已有情緒病，但可能會更早便得病，我真的完全做不到現在做的事。」
這部旁軸相機（rangefiner）的外貌吸引，體型比一般單反相機細小，方便在街上抓拍，採訪時也沒有這麼大的阻嚇性。他笑說，訪問有錢人的時候，他們看見Leica相機，馬上覺得自己身份尊貴。「影弱勢的時候，可能因為相機外型又有趣，好像一個小盒子那樣，他們平常不會見到的，大家便談起相機，打開了話題。」這也成了他與被訪者溝通方法之一。
攝影記者高仲明（攝影：Nathan）
反修例運動後香港人的轉變
2019年反修例運動，令高仲明看到香港人的變化，「好多後生仔不同了，他們很成熟，懂得關心人。」他甚至認識一些不愁衣食富有的朋友，2014年的時候「藍到發黑」，2019年變到「黃到金」。
他說，那位朋友在30多歲退休，有多層豪宅和大筆現金在手，條件好到令人氣憤，「他這麼後生便是終極收成期，他可以對世事不聞不問，連他都肯作出改變，又給予空間讓下一代自由去思考社會問題，那是需要很大勇氣的。」
從前高仲明很繃緊，直至這兩三年，跟太太在一起，人才比較放鬆和開朗起來，他說，現在是自己人生最開心的時候。離港的決定，在一年前已經開始構思。他曾經想過，要留香港繼續拍攝弱勢社群，覺得他們需要自己，但現在又覺得可以到全世界繼續拍攝這個題目。
他感到香港各方面也不能回復到從前模樣，攝影、生活、工作所有空間都會收窄，「香港所有的生活太不合理了，我為何要在這個那麼不合理的遊戲入面玩呢？或許也是到外地嘗試新的事物的最佳時機。」
到台灣會留多久，他暫時沒有具體打算，他說：「我好相信，即使我去到外地都是香港人，我仍然有香港人的身分。」
攝影：高仲明
撰文：#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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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放逐》高仲明個展詳情
日期 ：2021.05.08 - 05.30
開放時間 ：星期二至日（周一休息） 11am-1pm, 2pm-6pm
展覽地址：光影作坊 - 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-02
展覽參觀需要預先網上預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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